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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普及有待传媒大作为
2012/5/23
    公羊产奶、干尸复活、吃煤奇人、水怪之谜……若不知情,很难想象这些选题出自一档科教类电视节目。故弄玄虚的拍摄手法和叙事情节,一时间博得了众多“眼球”,但也随即遭来骂声一片。
  与此同时,公众经由传媒接触、了解科学的诉求却不容忽视。中国科协连续多年组织的公民科学素养调查表明,除科技教育外,大众媒体是公众获取科技知识和信息的最重要渠道。
  两相对照,便折射出长年以来传媒参与科学普及的尴尬处境和无奈现实。
  “萎缩式”发展的背后
  “与我国经济增长和教育程度的提升相比,科普走了相反的路。”长期从事科技传播研究的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大光向记者坦言。
  “公众经由媒体了解科学,有近90%的内容来自于电视。”然而,电视这一最为有效的科普传播手段,却在我国经历了一段“萎缩式”发展。
  李大光在对全国电视台科技栏目进行调查时发现,2000年前后,全国省市一级电视台中有科教栏目的是23家,到了2009年则仅剩9家。
  内容方面,由于媒体自制节目缺乏吸引力,很多未“上星”地方电视台便采取“偷节目的方式”,改编、“汉化”国外现成节目来应对。
  事实上,中国科普在1995年之后曾迎来一段“兴旺期”,2000年前后达到一个高峰,然而很快就开始下滑。
  这一发展脉络背后,有多方因素的共同影响。199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发布《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科普工作随后掀起一轮发展高潮。
  2000年前后,电视台很多节目开始走市场化道路,讲求经济效益。由此,“以收视率为指标的评价体系,很快就彻底毁掉了电视科普”。李大光同时指出,收视率是全球性的问题,“传播科学信息,进行科学教育,其收视率肯定比娱乐和新闻节目要低”。
  对此,电视人也多有抱怨,认为在整个电视体系中,科技类节目“最不受待见”。然而,迫于政策要求,科技内容亦不能完全放弃。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翟杰全认为,许多媒体的科技传播依然属于“应景式”、“任务型”。传媒界对创办科技栏目的信心不足、积极性不高,传播内容集中于知识普及、成就宣传层面,自然难以引起公众兴趣。
  李大光则用“扁、平、散”三个字来总结目前传媒的科普现状:“扁”就是压缩播出时间;“平”就是将内容与新闻和娱乐混在一起;“散”就是将节目插入其他频道。
  由此,在科学传播“链条”上,受众与媒体开始脱节。更为严重的问题,则是作为“信源”的科学家与媒体的脱节。
  “科学家不参与,是中国科普最为致命的要害。”李大光认为,由于没有充分调动起科学家的积极性,媒体在进行科学普及时,“只好从网络等渠道获取二手信息,而不是科学家的第一手科学成果,也不是对科学家研究方法的传播”。
  沟通科学与公众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百余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名致信本报,呼吁全社会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升科普工作地位。
  从传播学角度而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力丹认为,专业科学传媒的责任,首要是及时、科学地传播真实信息,然而“专业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可能远不及大众化传媒。可惜的是,大众传媒的科学素养并不高”。
  “大众传媒,特别是科学传媒在提升公众科学素养方面完全可以大有作为。”在翟杰全看来,传媒的高度组织化、对公众而言“可接近性”较强、熟悉公众传播语言、拥有专业技能等,都是其他科普途径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
  传媒的更大作为,尚有赖于专门科普机构和工作者的参与。陈力丹认为:“现在很少有科普专家,缘于体制没有保障科普工作作为一种独立和重要的事业。”
  专业化,同样是提升科普内涵的现实要求。在翟杰全看来,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并不仅仅在于获得一些科学知识,而应当最终体现于“对科学问题的判断力”。
  李大光直言,传媒对于科普的认识存有一个普遍误区,“仅仅谈论知识和科技本身的进展,而不涉及科技的社会影响、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更不讨论科技的伦理问题。但这些恰恰是需要让公众知道的东西”。
  由此,翟杰全认为媒体需要转变角色,主动参与到“科学与公众关系中”。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引发社会对科技问题的关注、思考和讨论,参与科技决策,监督科技应用后果等。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郝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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